抖音被罚195万,抖音快手被罚20万

缘何屡禁不止？多地统计造假案例被披露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郭煦

“授意、指使、强令”“转移、隐匿、毁弃”， 5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河北省、河南省、贵州省有关地区统计违法案件的通报中，一连串动词令人触目惊心。

图源/hellorf

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贫困乡，每年需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1亿元，为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只能虚报……类似的统计造假案例，近年来屡屡出现。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消息，根据群众举报，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组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对河北省邢台市，河南省焦作市，贵州省毕节市、安顺市有关县（区）进行抖音快手被罚20万了统计执法检查，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统计违法问题。

前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对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通报中披露了张敬华的多个问题，其中一条便是，政绩观偏差，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调查发现，这不是个例。一些地方统计法定职责履行存在偏差，个别部门通过微信指令、开会布置、层层分解，严重干预统计工作，一些企业数据动辄虚报数十倍。对于统计**违法责任人，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搁置一年多未做处分。

多地统计造假案例被披露

在国家统计局披露的统计违法案例中，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原桥西区、南和区统计违法案件排在首位。

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组于2020年8月28日至9月8日对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原桥西区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发现内丘县、原桥西区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失实，内丘县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数据严重失实，原桥西区部分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统计数据严重失实。内丘县、原桥西区有关部门细化分解主要经济指标目标任务到乡镇（园区）、企业，授意、指使、强令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抖音快手.��罚20万他机构、人员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有关乡镇（园区）编造虚假统计数据代填代报统计报表或者授意、指使、强令统计调查对象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如实反映情况，毁弃相关证明和资料。河北省有关方面对45名责任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其中，厅局级1人，县处级10人，乡科级及以下34人。河北省统计局对36家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违法企业做出行政处罚。

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组于2021年6月20日至27日对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发现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数据严重失实。南和区有关方面细化分解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并与统计数据报送挂钩，造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数据大面积失实；有关部门授意、指使、强令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人员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资料、不如实反映情况；邢台市及南和区存在违反统计法精神的文件和做法。河北省有关方面对21名责任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其中，厅局级3人，县处级3人，乡科级及以下15人。河北省统计局对28家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违法企业做出行政处罚。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博爱县、温县统计违法案件也在国家统计局通报中占据显著位置。

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组于2020年7月20日至28日对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博爱县、温县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发现武陟县、博爱县、温县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数据严重失实。武陟县、博爱县、温县有关方面授意、指使、强令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和人员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有关乡镇（街道、产业集聚区）编造虚假数据并代填代报统计报表；有关人员转移、隐匿、毁弃相关证明和资料，提供虚假情况。河南省有关方面对38名责任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其中，厅局级3人，县处级17人，乡科级及以下18人。河南省统计局对22家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违法企业做出行政处罚。

无独有偶。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组于2020年7月20日至28日对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金沙县及安顺市平坝区、普定县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发现毕节市织金县、金沙县及安顺市平坝区、普定县非一套表劳动工资统计部分样本单位统计数据失实，部分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统计数据失实。金沙县、普定县、平坝区有关部门授意、强令非一套表劳动工资统计样本单位虚增2020年1—2季度工资总额同比增速；金沙县、普定县有关部门**阻碍统计检查。贵州省有关方面对22名责任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其中，县处级1人，乡科级及以下21人。贵州省统计局对30家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违法企业做出行政处罚。

统计造假，伤面子更伤里子

在国家统计局近两年通报的案件中，指令企业报送虚假数据的现象多次出现。有的地方工信部门以“调研”的名义干预企业数据，有的乡镇甚至代填代报企业数据。

“地方政府给企业各种优惠，政府让多报，咱也不好意思拒绝，也不能拒绝。”一家因数据造假被国家统计局罚款20万元的工业企业负责人说，面对地方政府的要求，企业其实左右为难，既担心得罪地方领导，又担心被列为“统计失信企业”后影响企业征信。

一位北方省份乡镇干部告诉记者，此前他参加过两个“有意思”的会议。县里先是开会，明确要求各个乡镇完成经济增长指标。随后，县里又开会防范统计数据造假。这位乡镇干部说：“有趣的是，传达上级精神的是同一位副县长。连这位副县长也自嘲，‘这是开了一个让造假的会议和一个不让造假的会议’。”

在此前通报的多起统计违法案件中，个别县区层层分解任务，并对各个乡镇进行考核奖惩，问责排位靠后的乡镇长；个别地市部门甚至印发红头文件，要求县区将按月分解的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重点行业和企业，严重影响了统计数据质量。

记者注意到，在张敬华被通报政绩观偏差，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之前，也有一些官员被通报数据造假。

2019年，陕西省岐山县委原书记、蔡家坡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何宏年被**。通报中提到，他“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出借财政资金，安排虚报经济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统计数据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统计信息的价值，影响着科学决策的出台。

经济数据一旦造假，危害巨大。“经济数据造假”上次引起外界大规模讨论，是在2017年。据媒体披露，在王珉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民间曾流传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2016年3月，王珉被查。之后，时任辽宁省长陈求发做了一件让外界震惊的事情——首次公开承认数据造假。当时存在经济数据造假的，并不仅仅是辽宁省。

2017年，中纪委官网陆续发布了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对有关地区和单位的巡视反馈情况。反馈结果指出，吉林和内蒙古存在“有的地方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此前，《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表了《从政治高度认识和整治经济数据造假》一文。文中写道，经济数据造假表面上是统计部门虚报不实数据的业务问题，但本质上却是政治问题，是严重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

张敬华是首个被明确指出“搞经济数据造假”的省部级“老虎”。就在张敬华被**的前一天，5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召开“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纠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

“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是对政府统计公信力最大的伤害。”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义在会上表示。

他提到，当前个别地方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仍然存在，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同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做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断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刀真枪与统计造假作假行为做斗争。

他还提到，强力推进从严从快查处一批重大统计违法案件、严肃追责问责一批统计**违法领导干部、通报曝光一批统计造假典型案件等“三个一批”，建立健全防惩统计造假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深化专项纠治成果。

对统计造假应加大问责力度

近年来，国家统计局一直坚持直接查处各地重大统计**违法案件，积极推动有关地区、部门对统计造假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问责。

统计数据造假频频发生，除了重复统计、数出多门和基础资料不全等客观因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数字出官、官出数据”的扭曲政绩观。

在很多统计造假的问责清单中，被**的是负责统计工作的部门有关人员，对政府负责人则多为诫勉谈话或行政记过，个别开除处分。违法成本低廉成为遏制统计造假亟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自2019年6月18日至2020年6月18日，因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处于公示期的严重失信企业共102家，涉及12个省份。

《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梳理发现，商贸、建设等领域是数据掺水的重灾区。102家统计失信企业中，各类贸易、销售、百货类企业多达22家，与建材、建筑、房地产等相关的有11家。

与此相对应，多地被查出存在固定资产投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严重造假。在被查处的应县统计违法案件中，被检查的4家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全部虚报统计数据，主营业务收入虚报超过30倍。

2017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统计**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规定，统计造假案件“处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有处分处理权限的机关应当于6个月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移送的统计机构；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1年。

仅2019年一年间，国家统计局就曾发出四次通报，累计有23起统计违法案件移交地方后，时隔一年多仍无处理结果。此次统计督察反馈也提到，不少地方在压实压紧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方面存在偏差，对于统计**违法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有待加强。

201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组建11个统计督察组，对上述地区、部门开展了统计督察，这也是我国开展的首轮统计督察。

在统计专家看来，之所以有统计造假频出情况，可能是地方政府做了内部处理，没有及时上报，还可能是根本就没有处理。不管什么原因，至少说明地方政府对统计违法案件重视不够。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胡建分析称，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此外，统计工作透明不足、监督乏力，一些官员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无所适从，共同孕育了统计造假的怪胎。“对于崇尚GDP增长的地方官员而言，无论多报虚报，还是凭空捏报，只要能转化为政绩指标，至多被视为作风不实而敷衍了事。这种纵容行为助长一些地方统计数据竞相掺水，其社会危害程度并不亚于贪腐。”

有关专家建议，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要多元化，不能再简单地以GDP论英雄。统计部门要发挥对数据指标历史底数比较了解的优势和预测发展的职能作用，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建言献策，尽可能使各项指标的确定符合本地经济发展实际，使考核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不对统计造成不良影响。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2年8月上旬刊